交通運輸的市場規制，既包含行業主管部門所主導的直接規制，也包含國家其他部門所主導的間接規制。無論是直接規制和間接規制，都存在一種新型的規制手段：行政約談。行政約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規制，具有用行政手段調和市場各參與主體的利益關系的功能。在西方的市場規制框架下，市場各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矛盾，都會盡量導入到司法渠道。這固然是市場規制的基本邏輯，但這樣的市場規制體系需要長期的磨合確定各利益主體的關系，并通過法律法規和明確的規則體系予以顯性化。而且，這樣的市場規制需要發達的司法體系作為支撐，背后是繁雜的訴訟程序和天量的訴訟費。作為轉型經濟體的中國，法律法規很難與經濟社會的現實需求相匹配，新經濟新模式又在不斷推動行業利益格局發生變化。在法律法規難以做到與時俱進時，一些臨時性的、柔性的市場規制手段就成為必要。

1、行政約談的內涵

賈燕飛在其文章“我國行政約談制度及其規范化構建”中，給出了行政約談的概念界定：行政約談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活動中針對相對人可能存在或已經發生的違法行為，采取調查了解、申明立場、講解法律、宣傳教育、給予指導、提出警示等方式，對其事前預防或予以糾正的新型行政行為。行政約談作為一種積極行政，有別于行政處罰等傳統的行政行為，本質上是溝通談話而非訓斥處罰，具有預防性、針對性和人性化的特點，既體現了行政機關以人為本的和諧執法理念，又促使行政管理由“事后懲罰”轉向“事前預防”，避免違法行為進一步升級擴大。

行政約談作為一種獨立的行政行為，不同于行政指導中的“利益誘導”，行政合同中的“民事權利義務”，行政約談更多體現的是一種“警示勸告”、“行政權利義務”，因具有區別于二者的特征可將其獨立歸為一種行政行為。與具有強制性的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不同，行政約談不具有強制性，主要采取建議、勸告、告誡等方式，謀求相對人的主動協助與配合，自覺服從行政意志，從而達到行政管理的目的。

行政約談可歸類于柔性的行政管理手段，是一種非強制性的行政行為。可以說，這種操作上的柔性既符合民主行政的基本要求，又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必要舉措，故而在確保行政管理目標實現的前提下應盡量采用行政約談的方式，減少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強制性行政行為的適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行政約談具有一定的優勢。

首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約談中，行政主體通過允許、鼓勵行政相對人以及利害相關人參與行政活動過程，不僅極大地提升了行政執法的可接受性，也極大地提高了行政執法的效率，降低了行政執法成本。

其次，推動行政民主，促進雙方平衡。在非強制行政行為中，相對人享有“不服則不從”的權利，可以意思自治、自由選擇，乃至于直接影響改變正在形成或已經形成的某些行政主張、決定。也就是說，由于行政約談不帶命令性或強制性，行政機關不得將自己主觀意志強加于相對人，逼迫其接受約談內容，而只能采取對話、溝通、勸誡、說服等方式，在充分尊重相對人意思自治的基礎上，謀求并取得相對人同意從而達到一定的行政目的。

最后，實現行政法治，轉變執法理念。政府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原則的基本要求，但在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多元化的今天，許多行政管理領域出現了大量的法律漏洞乃至立法空白，致使諸多行政執法活動欠缺法律依據而呈現出違法狀態，不過行政約談的出現極大地緩解了實踐需求與違法行政兩者之間的張力，促成行政目標與行政法治的實現。

行政約談引入協商、平等、參與等元素，從剛性、單方、對抗的管制理念轉向為柔性、雙方、配合的服務理念，既彰顯了民主、協商、溝通、合作的法治價值，又反映了獨立、平等、尊重、信任的人文精神。[1]

2、交通運輸行業主管部門所主導的約談案例

8月24日，浙江省溫州市女孩乘坐滴滴順風車途中被害，從警方公布的情況看，滴滴公司在此次惡性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8月26日下午，交通運輸部聯合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運輸、公安部門，針對上述事件，對滴滴公司開展聯合約談，責令其立即對順風車業務進行全面整改，加快推進合規化進程，嚴守安全底線，切實落實承運人安全穩定管理主體責任，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和合法權益，及時向社會公布有關整改情況。

交通運輸部要求滴滴公司切實落實企業安全管理主體責任，切實改變承諾多、整改少的工作方式，加強整改，規范經營，切實保障乘客安全和社會穩定。一要嚴守安全底線；二要對順風車業務進行全面整改；三要落實承運人安全穩定管理主體責任；四要嚴格依法依規運營。

滴滴公司承諾：一是自8月27日起，在全國范圍內下線順風車業務，重新評估業務模式；二是9月1日前完成合規化運營工作方案，報送有關部門并接受社會監督；三是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開展安全隱患自查工作，完善隱患監察機制，通過線上、線下手段，查找整改存在的問題；四是整改升級客服體系，加大客服團隊的人力和資源投入；五是開拓平臺用戶緊急情況報警通道，完善配合公安機關證據調取機制。

市場出現問題，政府需要積極作為，相關的法律法規有可能來不及給出確切的答案。已經形成了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不可能等待所有的條件都具備才開始對企業進行規制。該出手時就出手，約談也是市場規制。依法治國是方向，但也要接納約談這樣的市場規制手段。新興的互聯網商業模式，會產生諸多新興的問題，法律法規不可能事無巨細對新興領域有所涉獵，這就需要行政約談發揮作用。等到新興模式具有市場規模的時候，相應的法律法規才可能逐步補齊。

3、國家發改委所推動的約談案例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持續為實體經濟減負、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的宏觀調控要求，根據有關方面的反映和舉報，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交通運輸部，從2017年4月中旬起，依法對上海港和天津港開展了反壟斷調查。

此次調查持續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從有關省份抽調100余名執法人員，調查走訪了港口及其下屬企業、上下游相關經營者等100余家市場主體，深入細致地了解了有關情況，查明了港口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的主要行為。在此基礎上，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交通運輸部、中國港口協會于2017年9月22日聯合召開會議，要求全國沿海39個港口都要對照此次反壟斷調查發現的問題，進行自查自糾和切實整改。其中，19個規模以上港口的整改方案報國家發展改革委審核。從目前有關港口上報的自查自糾情況看，多數港口認識深刻，進行了全面自查，并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整改措施。

調查中所凸顯的問題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要求船公司使用本港下屬企業提供的拖輪、理貨、船代等服務。第二，對不可競爭的本地外貿集裝箱業務，收取遠高于競爭性國際中轉集裝箱的裝卸作業費。第三，向交易對象附加強制服務、不競爭條款、忠誠條款等不合理交易條件。

國家發改委在對港口企業開展反壟斷調查的過程中，多次引用《反壟斷法》的條款，但是并沒有將相關企業的違法行為導入到《反壟斷法》的司法程序，而是通過行政約談的方式，指出港口收費領域的諸多問題，推動相關企業進行整改。如果導入《反壟斷法》的司法程序，很可能讓企業難以承受相應的處罰。而與此同時，也會對相應的物流體系產生巨大影響，進而影響到制造業乃至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通過柔性的行政約談的手段，既讓企業認識到存在的問題，并通過整改糾正其不恰當的行為，而且還能夠將其對經濟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也契合國家物流領域降本增效的大政方針。

行政約談具有優勢，是新時期市場規制的補充手段。讓其發揮良性的作用，需要推動其走向規范化。這需要在三方面進行推動。第一，明確行政約談所遵循的基本原則。行政約談過程應堅持合法合理、自愿平等、剛柔相濟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第二，健全行政約談的法定程序。由于行政法不可能對行政約談的實體性內容加以詳盡規定，否則就會妨礙行政約談功能的正常發揮，因而通過推進行政約談程序法定化就成為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與恣意妄為、保障相對人合法權利、推進行政約談制度化、規范化和法治化的重要突破口。包括確立約談審議與告知制度、確立信息公開制度、確立約談回訪評估制度和確立約談資料立卷存檔制度。第三，完善行政約談的監督與救濟制度。這包括健全行政約談的監督機制、完善行政約談的救濟制度。

[1]賈燕飛，我國行政約談制度及其規范化構建，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5年9月

本文由“港口網m.baxfdg.com”特約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謝燮獨家提供